南昌汉代海昏侯墓文保团队:触摸汉代文明脉动

【人才强国新征程·关注文物保护与修复人才】

  光明日报记者 胡晓军 李玉兰 王洋 光明日报通讯员 薛斌

  这是一座年轻与古老交织的博物馆。

  年轻,是因为它从开馆至今仅四年时间,今年5月才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古老,是因为它的馆藏文物都来自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

  它就是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

  常有网友幽默地说,海昏侯刘贺凭一己之力,撑起了一座博物馆。这位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集“帝、王、民、侯”于一身的人物,将大汉之灿烂繁华,尽数掩藏于江西南昌新建区墎墩山下。

  一群平均年龄不过30岁的年轻人,从校园课桌转向文物修复室,在一器一具、一简一字间,拂去历史的尘埃,触摸汉文明强壮而有力的脉动。

  妙手回春:让文物以原貌与世人相见

  历经2000多年时光,由于地质变迁、地下水位变化等原因,海昏侯墓出土的许多器物都有腐蚀、变形、残损等情况。但经过文物修复师的“妙手回春”,大多数文物都能以原貌与世人相见。

  “这是我在老师指导下,修复的第一件器物。”博物馆里,修复员江宇指着一件从刘贺之子刘充国墓穴出土的青铜镜说。2020年,从中国地质大学毕业的江宇来到刚刚成立的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成为一名文物修复部门的工作人员。

袁龙辉在对漆耳杯缺口处进行补配

那一年,他和同事袁龙辉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文保团队学习,对刘贺墓出土的车马器进行了修复。有了跟班学习的经验后,他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着手修复青铜器。

  “现在回头看,那时候措手不及的样子还挺有意思。”还记得刚拿到需要修复的青铜镜时,江宇傻眼了——一个塑料盒子装着不少青铜器碎片,碎片上还有很多附着物,锈蚀特别严重。

  “只要充分了解文物病害,就能对症下药,治标治本。”在修复项目负责人、原中国国家博物馆文物科技保护部研究馆员杨小林的指导下,江宇对碎片进行了文物病害图分析、能谱分析、硝酸银定性分析后,完成了青铜镜的“病情诊断”,随后他和袁龙辉开始动手修复青铜镜。

  借助化学药剂和物理工具剥离有害锈蚀,粘接犬牙交错的裂痕,对铭文或图案,既有的要保护、破损的要修补、磨灭的要恢复……正如“拼图”般,在不长的时间里,江宇与袁龙辉完成了青铜镜的主体修复工作。

  为了让文物整体色调一致,并尽量接近其在出土时的外观,掩盖修复痕迹,大部分文物在完成修复的最后一步通常是“做旧上色”。

  在文物修复领域,“做旧上色”的效果也是评判文物修复技艺的重要标准。

  “小伙子不要急,先浅后深,先少后多,慢慢尝试。弹、画、抹、点,看准位置不能乱撒。”驻扎在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的原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霍海峻也加入工作组,手把手地教他们如何进行“做旧上色”工作。

  为了模仿上色部位周围纺织物的痕迹,江宇用纺织手套在补配部位轻轻按压并配合矿物颜料和虫胶,完美复刻了纺织物和铜锈的颜色和形貌,补配的痕迹也消失不见。江宇说:“那时我才真正意识到什么是‘画龙点睛’了,明白让文物‘活起来’并不是一句空话。”

  如今,这件青铜镜已在博物馆中展出。

  “当我看着修复前后照片对比的那一刻,看着修复文物放进展厅的那一刻,看着小朋友对着文物开怀大笑的那一刻,我是幸福的,这便是我工作的意义。”江宇说。

  从事文物修复工作的这几年,对江宇和袁龙辉而言,是在看似枯燥乏味的工作中,承担起了光荣的使命。“文物保护和文物修复工作博大精深,必须时刻学习。因为每一件文物的背后都承载着多元一体的生动实证。因而每一次修复过程,都是一次全新的挑战。”袁龙辉深有感触地说,“从跟班学习到上手操作,在这个过程里,无论是在业务技能上,还是在思想上,我真切感受到了自己的成长。”

  相辅相成:持敬畏之心不断研究学习

  今年5月,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新修复的17件漆木器与观众见面。

  海昏侯墓共出土了3000多件漆器,只有1100多件保存较为完好。经过多年修复,达到展陈条件的漆器也不过几十件。

  文博界有个说法:“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就半年。”南方地下水位高,漆木器出土前长期泡在水中,才能保持不腐。出土漆木器的保护修复首要任务是做脱水定型,然后才能进入漆器髹饰。

江宇在对一件修复中的博山炉进行缓蚀封护处理

 在博物馆一楼的漆器修复室里,修复部门工作人员王雨夕正在和一件碎成了三瓣的龙纹漆盘“较劲”。“这还是保存较为完好、能辨识出器形的漆器,修复起来比较‘简单’,但也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现在到收尾的时候了。”王雨夕手持一根纤细的画笔,蘸取调制好的色漆,小心地在文物的缺损处补色。

  作为文物修复人员,王雨夕不仅要学习各种修复技术和理论知识,包括材料科学、化学、科学仪器的使用等,同时还需要培养耐心和细心,以及对历史的敬畏之心。

  不仅如此,在漆器修复的过程中,她几乎每天都会接触到生漆。“漆器修复,需要使用生漆,但几乎所有人都会对生漆过敏。”王雨夕说,从最初开始每天需要与药膏为伴,到现在过敏的情况越来越轻,她觉得这仿佛是自己和文物互相“治愈”的过程。

  “对这种过敏反应也没有特效药,只能硬撑,等完全适应了,好像身体内产生了抗体才不会再过敏。这是大多数漆器修复人员必须挺过的难关。”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吴镇华说。

  海昏侯墓出土的漆器经年累月受地下水浸泡,出土漆器含水量都很高,再加上外力挤压,多数漆器变形严重,甚至支离破碎。要经过分析、检测、清洗、脱水、矫形、定型、干燥、补配、漆膜回贴、髹漆、缓蚀封护等步骤。其中,脱水处理时间要几个月,甚至更久。

  “每当修复完成一件文物时,所有的困难都被成就感和幸福感冲散了。”王雨夕说。

王雨夕在为一件修复中的漆盘补色。

 不仅仅是王雨夕,在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成立之初,因场馆还在建设,许多刚出土的文物在完成提取后,必须与其他文保机构联合进行文物修复。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中心的文物修复人员也加入其中。

  “我们采取边挖边学的方式,搭建起海昏侯墓首支考古发掘与文保团队,开始了文物修复工作的系统实践。”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海昏侯墓考古队领队杨军说。

  事实上,海昏侯墓自2014年开挖封土堆后,为对不便运输的文物进行抢救性保护,就地搭建了4000平方米的漆木器、简牍、金属器、纺织品、实验室考古的文物保护工作用房,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文物修复人员那时即已入驻。

  “我们全程参与了海昏侯墓现场保护及室内文物保护修复工作,掌握了考古现场文物保护性提取及发掘后文物清理整理、检测研究、保护修复工作。”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中心副主任李文欢说,来自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文物保护团队由6名平均年龄32岁,具有在职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和本科毕业生学历的专业技术人员组成。在他们的带领下,一支10余名擅长金属器、漆木器、陶瓷器等文物修复技能的技工队伍也迅速成长,先后修复南昌汉代海昏侯墓出土文物约1000件套。

  9年前,李文欢就加入了考古队,是最早一批进入海昏侯考古工地的文物保护人员。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工作,他对文物与文保人员相辅相成的关系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我在大学和研究生阶段学习的是文物保护和科技考古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就在文保用房跟着文保专家学习,后来在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带领团队进行保护修复的同时继续学习。文物修复与保护永无止境。不同的器物、不同的材质、不同的手法、不同的技艺,若处理不当,很容易造成不可逆的毁损。”李文欢说,经过数年的学习,他才懂得文物保护与修复所面临的诸多挑战。

  薪火相传:助力文保事业生生不息

  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的竹简修复室,两排整齐的蓝色托盘置放在墙边,一根根竹简整齐排列于托盘中。“这些是海昏侯墓出土的五千多枚竹简中的一部分。”湖北荆州文物保护中心文物修复师陈亦奇说,海昏侯墓出土竹简的修复一直由该中心承担。

  在一旁观摩如何清洗竹简的袁龙辉,是在结束了青铜器修复项目后,转入竹简修复项目的。

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藏品云兽纹漆盘。

“这个比漆器修复难多了。有的竹简得借助机器才能分辨文字。”袁龙辉说,竹简的修复极其考验修复人员的耐心——每一枚竹简都要经过纯水的清洗,去除表面覆盖的污渍后,再用细小的勾线笔头,轻柔地点触竹简表面的污渍,以流水带走污渍。“光这功夫没有几年的练习,不敢轻易上手,稍有不慎就是一个古文字的消失。”袁龙辉说。

  虽然有过青铜器、漆木器修复的经历,但在竹简修复领域袁龙辉却是个“萌新”。得益于博物馆与合作方共同培养修复人员的创新模式,他才有机会接触竹简修复这项技艺。

  “有一次,我给一盘已经清洗过的竹简拍照,发现竹简上写着‘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这几个字,当时就有种历史照进现实的感觉,原来我们和2000多年前的刘贺读的是同样的书,写的是同样的文字。”这种穿越的既视感直冲内心,让袁龙辉再次感受到了传承的力量。

  2020年,由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联合成立的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考古工作站揭牌,同时采购了一批用于实验室考古和文物保护与修复的专业设备。

  “高校毕业的学生进入博物馆工作,虽然具备做文物修复的理论基础,但缺乏实践经验。”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副馆长范丽君告诉记者,培养文物修复人才,需要有项目提供实践机会,帮助他们积累经验、提升技术。

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展陈的宴饮场景

 44岁的管理在2019年博士后出站后就加入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海昏侯考古团队,担任了4年的文保组负责人后调入江西省博物馆。“要培养出一名成熟的文物修复师,至少要以10年为期,同时还必须具备长期坚持的信念。”如今,作为江西省博物馆馆长,管理也在积极开展文物保护与修复人才培养工作。

  “一些考古机构仍存在招不到人、文物修复人才断层、文物保护技术人员匮乏等问题。主要原因包括供需矛盾和冷热不均,人才来源相对单一,培养出的修复人才无法满足文物保护需求。”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梅亦认为,需要创新协同育人模式,持续开展“订单式”“定向式”“定岗式”培养,完善在职在岗文博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将培养单位、培养项目纳入专项计划,在招生名额、研究经费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

  “当然,对于青年考古、文保人才来说,也需要有干事创业的情怀和使命。”梅亦说,当前文物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对文博队伍特别是考古、文保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进一步加强顶层规划和协调管理,加快解决考古文博人才支撑问题,让文物考古事业薪火相传。

来源:光明日报

“宋韵龙泉青瓷展”在布鲁塞尔开幕

新华丝路布鲁塞尔2023年4月4日电(记者潘革平)“听瓷语 观世界——宋韵龙泉青瓷展”3日在布鲁塞尔中国文化中心开幕。中国驻比利时大使曹忠明和夫人杨青等近50位中外嘉宾出席开幕活动。

本次展览展出的55件青瓷作品均由龙泉市当代艺术家、手工艺人设计烧制,包括摹古经典器物、艺术青瓷、现代日用青瓷等,既展示了中国工匠对青瓷技艺的传承与发展,也传递出中国人的审美品韵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

“听瓷语 观世界——宋韵龙泉青瓷展”4月3日在布鲁塞尔中国文化中心开幕。 (潘革平 摄)

曹忠明在开幕致辞中表示,中国是瓷器的故乡,瓷器作为最具中国特色的商品之一,历史上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成为东西文化对话与互动的载体。在中国浩瀚的瓷海中,龙泉青瓷是最闪耀的明珠之一。

龙泉青瓷是浙江省龙泉市特产,为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2009年,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4月3日,参观者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中国文化中心观看“听瓷语 观世界——宋韵龙泉青瓷展”。(郑焕松 摄)

曹忠明强调,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瓷器作为最具中国特色的商品之一,历史上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成为东西文化对话与互动的载体。比利时位于“一带一路”欧洲方向的最西端,人文交流是中比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展览将有助于比利时民众了解欣赏中国龙泉青瓷的文化底蕴和精湛工艺,进一步增进中比民众相知相亲。


4月3日,参观者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中国文化中心观看“听瓷语 观世界——宋韵龙泉青瓷展”。(郑焕松 摄)

开幕式后,曹忠明大使和现场嘉宾共同参观了展览。嘉宾们对龙泉青瓷丰富多样的器型、温润如玉的釉质和典雅青淳的色彩赞不绝口。其中,名为《太平有象》的作品最受关注。该作品呈天青色,为青瓷经典釉色之一,荷叶形象代表善念和谐、端庄清廉,三只小象在河中戏水,传递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之意。参观结束后,大家纷纷拍照留念,并表示将邀请家人和朋友再次来到中心共同感受瓷之韵。


这是4月3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中国文化中心的“听瓷语 观世界——宋韵龙泉青瓷展”上拍摄的“太平有象”笔洗。(郑焕松 摄)

“听瓷语 观世界——宋韵龙泉青瓷展”由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中外文化交流中心、浙江省龙泉市人民政府和布鲁塞尔中国文化中心联合主办,将于4月4日至28日在布鲁塞尔中国文化中心向公众开放。
来源:新华丝路

看欧洲工匠如何脑洞大开改装德化瓷器

德化窑瓷器,作为宋元时期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古刺桐港最重要的贸易标的在全球范围内流通。14世纪以后,德化窑瓷器辗转传入欧洲,被视为稀世珍宝,贵如黄金,成为欧洲贵族等上流阶层喜好之物。在被接受的过程中,同时也会根据消费地的审美风尚、生活需求,在当地被重新装饰和加以改造。这种现象当时在欧洲十分流行,且类型多样,特色鲜明。

 • 德化外销瓷在欧洲的改装与重饰 

• 加彩装饰

欧洲工匠在已烧成的中国瓷器上再次进行彩绘。这类做法有时会结合器物原有的装饰,有时并不考虑作品本身已有的纹饰。例如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所藏德化白瓷狮子雕塑的底座上就描绘了西方人物狩猎场景,应该是模仿自欧洲版画,这种不考虑原作品装饰,中西兼有的加彩方式,正印证了改装与重饰的重要初衷之一,隐藏不被当时当地欢迎的风格,迎合不断变化的流行趣味。

德化窑白瓷狮子雕塑 清代
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藏 刘朝晖 摄

• 金属附件镶嵌

“金属镶嵌”并不是仅针对东方瓷器的装饰技法。实际上,在东方瓷器大量进入之前,对器物进行金属镶嵌的做法在欧洲已经有了相当深厚的基础和传统。从14世纪起,欧洲人就开始为进口的珍贵器物镶嵌上金属附件,镶嵌对象的范围拓展到包括陶瓷在内的各式奇珍异宝和工艺品。

清 德化白瓷犀角杯
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藏

对中国瓷器进行的金属镶嵌,主要是以贵金属衬托瓷器本身的珍贵,基本不改变器物原本的造型。

17世纪以后,随着中西瓷器贸易的扩张,大量输入欧洲的中国外销瓷由奇珍异宝演变为奢侈消费品,开始适应消费者的习惯,也融入当地的生活和装饰风格。

被金属镶嵌的中国瓷器,成为东方异域风情和西方工艺的融合体。这些被改饰的中国瓷器,也成为欧洲设计艺术再创作的媒介。18世纪,东方瓷器的金属改饰在欧洲达到了历史巅峰,尤以法国为盛。

清 德化白瓷透雕杯(两只对扣)
大英博物馆藏

进入异域的中国外销瓷并不能完全满足欧洲人的使用需求,金属附件由此被用来改造原有的东方瓷器,以改变器物的功能,符合当地的使用习惯。

白釉杯改装墨水台

中国德化窑瓷器,18世纪

法国镶嵌,约1740年

法国卢浮宫博物馆

德化窑花瓶、镶嵌法国银制附件 花瓶(腹部以上被切割):康熙年间 底座及盖等附件:公元1722~1727年法国巴黎加装 高19.4厘米,宽8.6厘米,深7.7厘米 美国保罗·盖蒂博物馆藏(91.DI.103.1-2)

上图原是一对德化窑花瓶,肩部以下位置各有一对狮形纽,后被截去颈部。18世纪20年代,它被加装了银质的底和镂空盖,整个肩部被打孔并在孔处镶嵌六瓣星形银扣。这对花瓶被改造成承装香料的扩香器,香料的香气可以通过肩部的孔洞和镂空盖散发出来。

上述这几种改装思路可以归纳为三种:一是基于保护易碎和珍贵材质的目的;二是为迎合当地的使用习惯;第三种思路是加强附件本身的装饰性,使之与欧洲室内装饰风尚相呼应。

白釉梅花纹瓶改装香薰(一对)

中国德化窑瓷器,清康熙(1662—1722)

法国镶嵌,约1710

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

但这些思路往往会在同一件器物上兼而有之。比如,一些改变器物功能的设计也是出于对器物的珍视保护,具体体现为对残损器物的再利用。此外,18世纪前20年的作品虽然在附件装饰上相对简洁,但往往也不是为了实用而做的保护处理,而只是依照保护思路而做的装饰,更多的器物依然是作为陈设品使用的。

来源:上海博物馆